尘封往事：文革中的“西山川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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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02-11 10:57:43 转载

勿忘武威文革第一案，古浪西山川事件！那里真实记录着文革时期一串令人发指的恶行！红色的中国，疯狂的魔鬼。

这是一段几乎被尘封的历史。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官方媒体从来不曾提及，就连事件发生后曾两度编篡的【古浪县志】也略而不谈。难怪古浪籍著名作家赵燕翼生前为【古浪县志】作序时感叹：存史，就是要存真史，存信史。修志者应该有史学家秉笔直书的胆识与操守。诸凡地方已经发生了的大事要事以及特殊的、正面负面事件，尽可能不予遗漏。例如，1967年发生的“西山事件”。“文革”已被称为“浩劫”，在此期间，古浪西山堡所发生骇人听闻的惨案，涉案人犯已依法惩处，至今时隔四十余年，以存史为己任的县志，就不能留下空白。即使保密，也不能“一密保终身”。

古浪文化界耆宿朱应昌先生曾有长文记叙这一事件。作家许开祯也有文革批判小说《双龙血》，但未允出版或发表。因为那是禁区。

        西山堡，地处古浪县城西南隅约20公里处，东西两面是连绵的祁连山余脉，旁边是潺潺流淌的柳条河水。河谷两岸开阔的河滩地形成小川，直达县城，被人们称为西山川。就是在这个偏远、贫穷、落后的小山村里，“文化大**”期间，几个图谋不轨者刻意制造假案，将1427名社员群众和基层干部，诬陷为“反共救国军”，并借助军宣队的力量，动用50多种灭绝人寰的酷刑，致死25人，致残26人，逼迫外逃19人。其残忍程度骇人听闻、令人发指，当地群众把这起惨案，称为“西山川事件。”
        1966年9月，“文化大**”的歪风席卷到偏远的西山川。西山堡大队的“**造反派”，顺应这股歪风，组成了“101总部”，上寺洼生产队的社员张登甲、胡清、祁积山3人，也组织了一个“三家红”战斗队。由于在揪斗对象上，两家观点不一，便形成了两派，相互对立，相互攻击。
        为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，“三家红”战斗队多次到当地某驻军团部，谎称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“101总部”是保皇派，是反对**派等等，企图借部队支左的力量整跨“101总部”。驻军某部相信了他们的谎言，随即派出第一批军宣队，直接进驻上寺洼生产队进行工作。军宣队按照张登甲、胡清等人的部署，将李宝连等人抓来，关在生产队办公室里，捆绑吊打，昼夜不间断的进行批斗，要他交出枪、银元、鸦片和变天帐，交出“反共救国军”的名单。并同张登甲等人共同商量，在上寺洼队里挑选积极分子，进行训练，教他们如何斗人，如何上刑法。社员胡清在旧社会曾当过**，懂得上刑法的方法，于是他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师傅，在李宝连身上上拔断筋，坐老虎凳，十个指甲缝里钉竹签，捣克郎球、挂挂面等酷刑。在李宝连不省人事即将停止呼吸的情况下，他们把早已写好的所谓“反共军”名单拿来，捺上了李宝连的手印，变成了所谓的“供词”。        李宝连死后，他们又将李宝山抓来，日以继夜地捆绑吊打，上酷刑十指夹铁棍，猴子捞月亮、老牛滚地、揭背花、老汉背娃娃、上拔断筋、坐老虎凳……等，逼他交出枪支子弹、银元、鸦片、变天帐等。李宝山当然无法交待，最后被活活打死，并掘了他们的祖坟。
        军宣队和张登甲等人不但不听前来制止事态发展的**局长姚望凯的劝告，反而诬陷姚是“反共救国军”的总司令。随后他们又把地主子女李成洲抓来，用尽各种酷刑，最后致使李瘫痪后，用绳子将他拉上草垛后扔下去，活活摔死。致死三条人命后，还不罢休，又将地主子女李成训抓来，诬陷他是“反共救国军”的秘书，用高梁悬吊，开水灌顶，上脑箍锁、打踝子骨、揭背花、上拔断筋；坐老虎凳、燕子衔泥、锥子锥、鱼儿跌膘、钳子夹、**打气等酷刑，逼他交待出“反共军”的名单。李成训受不过昼夜轮番的折磨，无奈把自己能记得起来的亲朋好友的名字，一一报了出来。军宣队和张登甲等人，就将他说出的人名字，上了所谓“反共军”的花名册。        军宣队阶段性工作，得到了上级的嘉奖和认可，他们便越发地肆无忌惮地疯狂起来，并不断捏造越来越离奇荒诞的“事实”诬陷好人。从古浪“三支两军”办公室给上级的报告中称：“该案涉及甘、青、新、内蒙四省，天祝、古浪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、玉门等七县。组织机构为一个司令部，下设两个军、四个师、八个团、五个营、九个连。其编制有三个司令，四个参谋长，两个军长，四个师长……。仅西山堡大队就有八百余名反共救国军。并称他们有详细的暴动纲领和暴动计划。
        同年10月，古浪“三支两军”办公室，又加强军宣队的力量，进驻西山堡大队的10个生产队进行“工作”。
这帮疯狂的暴徒们在各个生产队会议室设立审讯室，不断将善良老实的百姓抓来，用尽各种酷刑。柳家台队柳鸿彦的老母，被他们用拔断筋、老虎凳等酷刑致残后，又用“画胡子”、“烙锅块”、“左右夹攻”等火刑烫死。她的儿子柳鸿彦，也用同样的酷刑整死。然后他们把两具尸体捞在一个塌洞里，让母亲仰面而躺，又把儿子伏面抬在母亲身上爬上，然后盖土掩埋；毛家湾子的毛光福，被他们用酷刑致残后，又用“炒豆子”的火刑，把生殖器和睾丸烧成了焦桩桩；冯洼墩的姚佐舜，被多次上酷刑致残，而后又用“戴礼帽”、“紧箍咒”等火刑，把头骨炸裂而死；长洼队的陈鸿德，多次用酷刑致残，又用“背干粮”、“揣油饼”等火刑烫死；又把他的弟妻抓来，用“炒豆子”、“老鼠钻洞”火刑，把下身烧成焦黄，无一完肤，也含冤九泉；西山堡大队书记于和忠，被脱去鞋袜，赤脚站雪，把脚趾冻完了……被害者痛苦不堪地呻吟，而暴徒们却在套间里吃喝逍遥，还找来漂亮的女子，为他们唱歌跳舞，端菜供水。        1968年5月30日，武威地区**处军管会批准逮捕了制造假案，用毒刑惨害百姓的首恶分子张登甲、高树成、胡清、王顺武等10人，并押赴全县游斗，揭露、批判其罪行，肃清其恶劣影响。同时经武威地区**委员会保卫部审理，并报请甘肃省**委员会保卫部批准，于1970年2月11日，依法判处张登甲、高树成、胡清、王顺武死刑，执行枪决；对王洪武等6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。对军宣队的当事人员，建议兰州军区严肃处理。
     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共古浪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，抽调干部，组成工作组，对“西山川反共救国军”案，进行了平反：对被诬陷为“反共救国军”分子的1427名干部群众，一律平反，恢复名誉；对致死的25人，平反昭雪；被埋在一起的，启坑重新安葬，对其家属子女进行救济和安置；对致残的26人，进行救济，并妥善安置；对外逃的19人，愿意回来的，社队负责妥善安置；对被划为地主、富农成份的37户和戴上地主、富农分子帽子的17人，一律推倒，恢复了名誉。       复员军人李万忠和回家探亲的玉门市柳河小学教师马浩德，经过种种努力，先后扒火车抵达北京，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详细反映。上面立即派员，前往古浪制止事态进一步发生。至此，军宣队和暴徒们灭绝人寰的暴行才告停止。        引者后记：90年秋我刚上班的时候，古浪城里常见一大胡子的流浪者，身材高大，一身污秽，沿街乞讨。秦老爸给我们指点：此人就是张登甲的儿子。语气中一种寒意，不再多言。